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县东乡（今安徽合肥市肥东县解集乡）包村人。曾任知州、知府和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又担任过监察御史、兵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重要职位。他不仅掌管过京师的司法和全国的财政大权，率领过军队，当过外交使节，而县还做过宋仁宗身边的谏官和顾问。尽管一生仕途，晚年位高权重，但为官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勤政爱民，死后被朝廷赠予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包拯是北宋的大臣，但时隔千载廉名长驻人间，人们依然满怀肃然起敬的心情呼他为“包公”、“包青天”，甚至奉若神明。笔者以为，这固然有文学作品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但人们能够真正熟记他的名字和事迹，恐怕还是与他的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举动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究竟是怎样赢得敬仰的呢？

　　直逆龙鳞张皇帝

　　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为人“性峭直”、“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这种秉性就决定了包拯敢于直谏，甚至不屑冒犯“龙鳞”。

　　北宋时，不仅卖官之风盛行，而且当时有些奸吏还通过后妃关系加官进爵抑或减轻罪状，因而朝廷对官吏封官的大小或者量刑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和后妃的关系好坏。身为谏台的包拯，对这种内外勾结、贻误朝政的不法行为深恶痛绝，他多次上奏仁宗，在奏折中直指这一流弊“妨公害政，无甚于此”，明确要求皇帝“降旨止绝”。

　　在包拯看来，五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所以铁面无私的他，不仅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亦敢于多次指责权位显赫的国戚。

　　张尧佐是仁宗的叔岳父，即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此人既无德又无才，却单凭裙带关系身居要职。他担任主管财税的官员后，百姓负担的苛捐杂税日见沉重，但国库反而枯竭，这显然是张尧佐之过。然而，仁宗偏要再次擢升张尧佐，皇祐二年（1050年），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掌管全国的财政大权，一时朝野震惊，舆论大哗。包拯闻之，立即上书弹劾：“三司使是国家财政要职，而张尧佐系平庸之辈，实难胜此重任。更何况他是以外戚受宠而跻身显位，这样会在朝廷埋下外戚篡权的祸根。”请求立即罢免张尧佐。

　　皇帝自知理亏，于是虚晃一枪，罢免了张的三司使之职，但又在当天改授他为宣徽南院史、淮康节度使、景灵宫牧、郡牧制置使四职。张尧佐身兼四职，位高权更大，朝臣自然更加不满，于是包拯再次面谏仁宗，但仁宗再也不肯让步。忿激之下，包拯竟越阶趋前，怒责皇帝此举是“失道败德”，因为词烈语激，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史等两职，同时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务、干预朝政。此事在《宋人轶事汇编》一书中亦有记载，说仁宗当日临朝前，张贵妃曾抚摸着他的背心反复叮咛：“你可千万别忘了宣徽史的事。”张贵妃得知仁宗退朝返宫，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去打听消息，连声追问结果。仁宗正在气头上，便边用绢帕揩抹脸上的唾沫星子，边没好气地高声斥道：“宣徽史宣徽史，你就只知道宣徽史，你可晓得这包拯还是御史呢！”

　　然而皇帝常常出尔反尔，心口不一。一年后，仁宗又授予张尧佐为宣徽南院史。这下包拯真的怒不可遏了，他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皇帝的偏执之过，力主将张尧谪守河阳，不得在京师供职，尤其不得任使相。仁宗拗不过包拯，又见众心难违，只好下诏，内称：立此存照，今后若再提升张尧佐，即按包拯此奏折的主张予以处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包拯三弹张尧佐”。铁面无私的“包黑子”作为正义的代表，其“举劾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不少朝臣为了各自的私利，向贵妃讨好都来不及，连那些宰辅大臣亦不及时规劝，只是一味屈从皇帝的旨意，而包拯却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为了把那些有不法行为的皇亲国戚拉下马，竟敢多次言辞激烈地真逆“龙鳞”，只要两相一比较，包拯的形象就显得伟岸了。

　　包拯的执法如山，还充分体现在一追到底、除恶务尽上，很有点“追穷寇”的风采。

　　仁宗庆历年间，李淑以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的显爵出任州官府官，但他背地里攀附权贵，竟取得翰林学士侍从之职。对于李淑的阴谋封官，许多人都极为不满。由于包拯的苦谏，仁宗皇帝免去了李叔的翰林学士一职，但仍保留他的侍读学职务。包拯认为这样的处置依然是姑息，于是继续奏本严加弹劾，直到仁宗最后免去李淑的这一职务才罢休。

　　此外，包拯在担任谏官期间，还通过仁宗罢免了平庸的宰相宋庠，弹劾了郭承祐、王逵、李昭亮、严士良等外戚大臣的宦官，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还多次上书宋仁宗，要求他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做一个能够听取和采纳尖锐批评意见的皇帝，对于谏官的激切言论给予理解。因为“言不激动，则不足以开宸虑而补圣政”。

　　拒礼为开廉洁风

　　宋仁宗时，朝野上下送礼之风日盛，许多人更乐此不疲，以收礼为荣，多多益善。

　　包拯对送礼受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认为它会助长恶习，所以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诏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受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包拯想：在这种送礼日盛的情势下，借他60寿辰肯定会有人借由送礼于是在60寿辰前几天，他就命独生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道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

　　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清廉拒馈“不持一砚归”

　　康定二年，包拯因在天长县明察善断，办案如神，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知州。

　　端州，是“端砚”的产地。早在唐代，端砚即负盛名。它漆黑发亮，细润如玉，花纹美观，视之玲珑剔透，磨墨毫无音响，堪称世上珍品。当时，端砚与山东的鲁砚、安徽的歙砚、江西的龙德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与徽墨、湖笔、宣纸合称文房“四大金宝”。唐朝诗人李贺曾赞道：

　　端州石工巧如神，

　　踏天磨刀割紫云。

　　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宫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或留皇室使用，或赐公卿大臣。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讨好上峰，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包拯到任后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

　　包拯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后来，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庆历三年，当他即将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因此，人们奔走相告，盛包拯为官清明。

　　秉公执法铁面无私

　　皇祐四年至主和二年间，包拯出任很多地方官。在各州任上，他廉洁爱民，疾恶如仇，秉公执法。但最棘手的是庐州和开封府。

　　他调回本籍庐州，谢绝所有亲戚、熟人，处之公事，绳之以法，即使遇到自家亲戚，也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毫不留情面。其堂舅倚仗外甥包拯是现任知府，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受害人向包拯告状，包拯立即把舅舅传来，升堂审讯，问明情况，命衙役依法打其舅舅七十大板。消息传开，百姓称赞包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自此，亲族中再也没有人敢为非作歹了。但也有人说他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沽名钓誉。包拯面对流言蜚语，挥毫写下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无所畏惧的性格和不苟且求荣的心迹：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诗意是：心地纯洁是做工的根本，直率坦诚是处世的要领。笔直秀丽的小树，一定要长成栋梁之才；精纯的钢材，不能做弯曲钓钩。仓库里充满五谷，老鼠各麻雀就会喜欢；田野里草光地尽，狐狸、兔子便会发愁。史册上有多少遗训啊！为官便要清正，切莫留下耻辱，让后人笑骂。

　　包拯到开封府后，首先改革不合理的诉讼程序。原来的百姓申诉，须把状纸交给“门牌司”，由他们收转。他们便从中勒索钱财，造成“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坏名声。包拯洞悉其弊端，撤销了“门牌司”，百姓可以直接到他面前投递状纸、伸冤雪恨了。因此，包拯到开封不久，京师百姓中就流传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说他不贪污，不受贿，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包拯疏抑豪

　　包公是妇孺皆知、名扬天下的清官，他在当上开封府尹后一连依法处理了许多案件，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惠民河案件。

　　惠民河是一条流经开封的河流。本来河很畅通，可是由于京师的许多权贵任意侵占惠民河，在河岸上广建亭榭园第，结果使惠民河逐渐堵塞起来。一年，遇到大水，由于河道堵塞，洪水泛滥，给老百姓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要解除这种危害，就必须拆掉河上的亭榭园第，疏浚河道。可是老百姓惹不起恶豪官吏，只好到开封府告状，请包公做主。包公很想解救受难的百姓，于是借这个机会，毅然下令将惠民河上所有非法修筑的亭榭园第统统拆掉，发动百姓动手赶怪疏浚河道。

　　这一举动，惹怒了侵占惠民河的豪门贵族，他们成群结队涌向开封府，咆哮公堂，无理取闹。有的还拿出地契来，说毁弃河上的亭榭园第是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利。他们哪想到包公对他们侵占惠民河的情况早就进行了调查，作好了准备。当场把他们的地契拿过来，一一当面仔细查验，结果证实都是些伪造的假地契，包公立即将此事上奏宋仁宗，要求对伪造地契、侵占民利者严加惩治。宋仁宗不得不同意包公的意见，这一来，狠狠打击了那些豪门贵族的嚣张气焰。以后，他们非但不敢闹事，而且再也不敢在惠民河上修什么亭榭园第了。自此，惠民河又畅流无阻，变“害民河”为真正的“惠民河”了。

　　选自《古镜百鉴》，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版